一部讲述新闻业经典报道案例的电影，大多缺不了这些元素：勇敢坚定、锲而不舍的记者；脾气暴躁、咄咄逼人、但在关键时刻力挺记者的主编；受良心驱使、冒险将内部材料交给记者的深喉；令人同情的个体受害者；试图打压媒体、阻止消息传播的反派（政府、企业或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组织）。当然，还有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严肃细致的专业主义操作。
曾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《聚焦》（Spotlight）就是这类电影的代表作，它详细呈现了《波士顿环球报》调查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丑闻的过程。近期在美国上映的《华盛顿邮报》（The Post）是另一部这样的作品，它再现的是著名的“五角大楼文件”（Pentagon Papers）报道。
比起《聚焦》，电影《华盛顿邮报》对报道具体过程的着墨较少，但它着力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元素：一个在关键时刻作出了英勇决定、坚持刊发报道的出版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位出版人的形象是复杂和立体的：她在做出那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时，声音是颤抖的，内心是惶恐的。
但正是这样的惶恐和犹豫，反而更加真实。它比荡气回肠、义无反顾的英雄时刻更加动人。
凯瑟琳·格雷厄姆：家庭主妇、上流名媛、报社出版人
五角大楼文件的全名是《美国-越南关系，1945-1967：国防部的研究》，它是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，其中包含的最关键信息是：艾森豪威尔、肯尼迪、约翰逊、尼克松这四位总统，都曾对美国卷入越南政治军事活动的必要性公开撒谎。也就是说，那么多被送上战场的美国年轻人，可能是在被欺骗的状态下丢了性命。
1971年，在美国军方担任分析师的丹尼尔·艾尔斯伯格将这份几千页的文件泄露给了媒体。《华盛顿邮报》面临的选择就是：是否公开报道这份机密文件？是否披露这桩政府丑闻？
当时，《华盛顿邮报》还是一份家族报纸。1933年，凯瑟琳的父亲、金融家尤金·迈耶（Eugene Meyer）在一场破产拍卖中买下了它，并担任出版人。1946年，迈耶被任命为世界银行（World Bank）的第一任主席，于是他将报纸传给了自己的女婿、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菲利普·格雷厄姆（Philip Graham）。
对于这样的安排，凯瑟琳·格雷厄姆欣然接受。丈夫成为出版人，她则当起了家庭主妇，或者更准确说，是上流社会的名媛。出身优渥的她，和政界、商界、文化界的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，她的朋友圈就是美国首都的上流交际圈，她和几任美国总统都有不错的私人关系。在电影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豪宅、她和各界名流的合影，以及在家中频繁举行的高端聚会。
然而，这种名媛生活在1963年戛然而止。当年8月，饱受心理疾病困扰、并且和女记者闹出一段绯闻的菲利普开枪自杀。悲剧之后，凯瑟琳决定接手这份报纸，成为它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。
也就是说，凯瑟琳·格雷厄姆是个半路出家的出版人，她并不是天生的新闻英雄、媒体领袖。对她而言，最熟悉也最舒适的场合还是名流之间的觥筹交错。当五角大楼文件被摆到她面前的时候，她的反应甚至有些惊慌失措，难以承受这样的重压——演员“梅姨”（Meryl Streep）将她的状态刻画得非常到位。
凯瑟琳面对的是双重压力：
一方面，这是一份政府机密文件，对其进行公开报道，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，不仅可能被总统用各种方式打压，还可能被关进监狱。
另一方面，这份文件公开之后将要影响到的人，有一些是她自己的好朋友、家庭聚会中的常客，比如参与了越战政策制定全过程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·麦克纳马拉（Robert McNamara）。倘若进行报道，她可能面临“众叛亲离”的后果，
影片中，《华盛顿邮报》主编本·布莱德利（汤姆·汉克斯扮演）是一个最坚决要求发表报道的角色，他甚至一度对凯瑟琳的犹豫感到失望。但是他的妻子提醒他：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换一份工作就是了，没有什么损失，而凯瑟琳可能会失去的是她的一切——她的公司、她的资产、她的朋友。
所有的重担最后都落在了凯瑟琳一个人身上，拥有最终拍板权力的也只有她。做决策的那个晚上，她身边的报社高层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的男性，大家给出的倾向性意见是不发表，以免招来官司、影响公司上市、毁掉报纸前途，但凯瑟琳回想父亲和丈夫办报的理念，她说：发表报道当然有很大风险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监督权力，我们的报纸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最终，她穿着睡衣在自己的家中颤抖着作出了决定：“我们发表它！……现在我要去睡觉了。”
她的坚决当中，包含着相当多的不确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样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，糟糕的后果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是为报纸和凯瑟琳个人赢得了无上荣光。但是回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，这绝不是一个一目了然、水到渠成的选择。只要略微多一点点的恐惧和怀疑，或者对报纸服务公共利益的理念有一点点的犹豫和退缩，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。
这就是真实的、复杂的世界，它从来不是英雄振臂一呼那样简单。
《华盛顿邮报》：“捡了便宜”的地区报纸
真实的世界中不仅有这样艰难的选择，还有改变历史走向的机缘巧合。
实际上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曝光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。当时，这份报纸还只是一张地区报纸，影响力和《纽约时报》不可同日而语。也正因为这种原因，曝料人首先选择的独家曝料媒体就是《纽约时报》。对这几千页文件做了几个月的详细分析之后，《纽约时报》在1971年6月13日发布了第一则报道，震惊了美国。
这份文件的内容非常丰富，《纽约时报》本准备连续进行多期报道。但很快，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强力打压。司法部发来电报，要求《纽约时报》停止报道五角大楼文件，被出版人苏兹贝格拒绝。其后，司法部又告上联邦法庭，法官发布禁制令，虽然并没有完全禁止《纽约时报》报道五角大楼文件，但是法官命令报社暂停刊登，等待进一步听证。
如果没有司法部的强力反扑和法官下达的禁制令，《华盛顿邮报》是不会获得五角大楼文件内容的，他们只能做一个跟随者，对《纽约时报》披露的内容进行跟进报道和解读，充当“二传手”。但现在《纽约时报》被绑住了手脚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机会就来了。
通过副总编巴迪千方百计的努力，他们联系到了曝料人，拿到了几千页的全文，并迅速在得到文件的第二天就开始进行报道——他们只用了几个小时，而不像《纽约时报》那样有充足的几个月时间。
当然，说《华盛顿邮报》只是一个捡了便宜的媒体，是不公允的。当时，美国新闻界和《华盛顿邮报》差不多地位的地方性报纸还有很多。《纽约时报》被限制之后，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跟进报道的领军者，而最终胜出成为行业领头羊的，是最孜孜不倦联络深喉、投入最大热情和精力、最有勇气发表报道的那一家。
《华盛顿邮报》承担了风险，也获得了回报。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之后，它不再被视为一份普通的地方报纸。第二年的水门事件报道，更进一步奠定了它的地位。今天，它和《纽约时报》是公认的两家领军媒体。
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保护
从《华盛顿邮报》这部电影中，我们还能思索很多和新闻业相关的问题。
比如，如果当时的《华盛顿邮报》不是一份家族报纸，而是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，那么凯瑟琳·格雷厄姆就没有了最终拍板的权力，而规避风险的资本很可能引导这份报纸作出谨慎、保守的选择。媒体所有制（ownership）对内容的影响，在这个案例中有最直接的体现。
再比如，媒体之间当然是竞争关系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。一家报纸被禁，要有更多的报纸站出来。如果只有《华盛顿邮报》一家报纸跟进，那么它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；但如果许多报纸都跟进，那么风险就被分散了，媒体这边的力量也会被放大。影片中，主编拿着一摞做了跟进报道的各地报纸，将它们一一放到凯瑟琳面前的桌上，那一幕令人动容，也让人感受到共同体的力量。
当然，在报道之后对媒体发挥了最关键保护作用的，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。
《华盛顿邮报》在跟进报道的时候，面临着真实的法律风险——当时，法官的禁制令不仅禁止《纽约时报》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报道，也禁止其他媒体从《纽约时报》获得文件信息进行报道，还禁止其他媒体从与《纽约时报》相同的信源获得文件信息。
在这种案例中，曝料人往往只有一个，两份报纸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从同样的信源获得了五角大楼文件。严格来说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出版人和主编可能因此被安上“藐视法庭”的罪名，被关进监狱。
好在这样的结果并未发生。该案被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，9名大法官最终以6:3作出了支持媒体报道权的决定。
大法官Hugo Black在意见书中写道：“媒体是为被统治者服务，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。（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, not the governors.）”
这句话和凯瑟琳·格雷厄姆的决定一样，成为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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